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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校扩招的始作俑者——汤敏  

     就在国内对“教育产业化”、“高收费”、“扩招”等一系列教育改革以来的新举措进行反思的时候，被人们一直称为“教育产业化之父”的亚洲开发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站了出来。近日，在网上，汤敏先生以一篇很长的文章来反驳国内现在对一系列高教改革措施的反思，这篇文章的名字相当直接的，它叫《扩招扩错了吗？》。 
    本刊的老读者可能都还记得，本刊在2001年和2002年的一系列文章中，已经介绍过不少汤敏先生以及他所倡导的教育产业化方向。但为叙述的完整性起见，我们还是有必要再回顾一下那一段经历。 
    1998年，在经历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经济主要拉动方面的出口受到影响，中国经济处于一个暂时的困难之中，为了保住当年经济增长，政府的有关方面一直在寻找出路。就在这个时候，任职于亚行的汤敏先生给政府相关部门写信，建议对高等教育进行改革，扩大招生、提高学费、把原来计划外和计划内两种不同的招生方式进行并轨、“让老百姓把钱从银行里拿出来花”。 
    这个建议很快就被政府部门所采纳。于是在全国范围内，高校的扩招一时成为风气，而高校的学费也是节节上升：从1998年之前每生每年两三千元上升到现在的普遍5000元左右的价格。 
    这样的政策看来似乎不乏好处。首先，在这样的政策刺激下，高校的入学率有了很大的提高，诚如汤敏先生事后在多个场合强调的那样，“自扩招以来，中国每年普通大学本专科招生人数已从1999年的160万人增加到了2004年的447万人，在校生人数从413万人增加到1334万人”；“适龄青年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也从1991年的3%上升到2003年的13%，从世界排名第131位，上升到第114位”；同时，“高等学校本身也得到迅猛的发展，大学数从1999年的1071所，增加到2004年的1731所。大学教师也增加了1倍。”   
  
 
2 读大学合不合算？  
    不仅如此，汤敏先生忘记提到的一点是，当时高校扩招政策的另外一个指向，即让老百姓把银行里的钱拿出来花,这个目标当时也实现了。从1998年和1999年的情况看，高校扩招在社会上的反应是积极的，当时有包括央视在内的多个媒体都报道了大量原来可能上不了大学的孩子因为上了大学的兴奋，以及他们的家长对未来的憧憬。 
    在1998年以及以后的两三年之中，汤敏先生一直因为一纸建议而得到人们很大的尊重。可是从2002年开始，这种尊重开始变成了怀疑，因为从这时开始，扩招的学生们开始毕业了。包括本刊在内的许多媒体都发现并指出了另外一个现象，毕业生的就业薪资开始出现下降，大学文凭开始不值钱了。而在4年之后，这种现象已经越来越广泛而普遍地出现。在社会平均工资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花了大本钱上大学的毕业生和他们的家长却发现，他们就业的工资从3000元降到了2000元，再降到1000多元，到了2006年，媒体开始大量报道毕业生的工资已经出现了3位数。大学本科毕业生的起薪800元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1000多元已经是十分正常的情况。据北大对高校毕业生起薪的调查资料显示，毕业生月薪在1000元以下的占40.9%。在广州，招聘企业以800元左右的起薪来招聘大学生，已经屡见不鲜。 
    但相当长时间内，对一个家庭来说，培养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成本却是越来越高昂，除了基本达到五六千的学费以外，在学费上尝到了高收费甜头的高校们迅速地越过了学费的界线：住宿、书本、餐饮等等各项费用迅速上升。记者调查了多个学生的年度费用，每年的正常费用都在1万元以上，4年下来，一个本科生的培养成本在4万元以上。这样的上升程度甚至已经震惊了教育官员，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2005年就沉痛地说过：“高校的学费不能再涨了！” 
    不知道汤敏先生想过没有，对于大量来自于中国农村的大学生而言，凭他们千把元的工资，要还清他们父母因为供他们上学而欠下的也许是几万元的债务需要几年？也不知道作为经济学者的汤先生有没有想过，如果把农村学生上大学作为一个投资来看，成本和收益的比值如何？ 
    也许汤先生没有算过，可是比他受教育程度要低得多的中国农民们却都在算这笔账。在记者去农村调查的时候，不止一个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告诉过记者：读大学不划算，家庭负担太重。他们甚至一户一户地数出名字来，哪个家庭的孩子上了大学，欠了多少债，小孩毕业了以后工资是多少钱，父母一年大概有多少收入，要几年才能把债还上。而普遍得出的结论是，大学不好上啊。